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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西泠印社集資購藏《三老碑》

        作者:周惠斌2020-04-21 06:41:25 來源:收藏快報

          (1/3)“漢三老石室”內的《三老碑》

          (2/3)《三老諱字忌日記》拓片(上海圖書館藏)

          (3/3)西泠印社藏《三老碑》拓片局部(首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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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漢代《三老碑》,全稱《三老諱字忌日記》,刻立於東漢建武二十八年(52),是現存最早的東漢石刻之一,也是江南僅見、浙江最古老的碑石,今保存在杭州孤山之巔西泠印社“漢三老石室”,為國家一級文物。

        清咸豐二年(1852),《三老碑》在浙江餘姚東北十里的客星山出土,碑額斷缺,後人根據碑刻內容而予以命名。通高90.5、寬45釐米,右側以格欄樣式自上而下分為4框,各4至6列不等,每列6至9字,鐫刻人物譜系,首句“三老諱通,字小父”;左側為大格欄,計3列,每列約30字,鐫刻銘文和立碑緣由,凡217字。

        《三老碑》主要記錄東漢建武年間一位名叫“通”的地方官“三老”(掌管教化的一種榮譽尊銜)和妻子、兒子、兒媳、孫子等祖孫三代的名字(諱)及其逝世的日子(忌日),旨在讓後代子孫尊祖敬宗,謹記祖輩品德功績,同時免予言事觸忌,不忘春秋祭祀,傳承祖德。由第七個孫子“邯”所立,迄今已有1900多年的歷史。

        命運多舛際遇起伏

        《三老碑》從出土、辨識、遞傳到最終歸宿,命運多舛,際遇起伏。

        清咸豐二年(1852)夏五月,浙江餘姚客星山下嚴陵塢村的一位村民,挖到一塊平整的石料,運回家中擬留作日後壘砌甃墓(墓壁)之用,清洗後發現竟是塊有字的石碑。當地諸生宋仁獲悉後告知近村富紳、“金石癖”周世熊前往辨識。周根據其文字內容和字體筆法,判斷它非同一般,與村民商議後運至自家庭院,“卜日設祭,移置山館,建竹亭覆之”(俞樾《春在堂隨筆》卷二),並墨拓了百餘份分送各地學者和金石同好研究。

        咸豐十一年(1861)10月,太平軍攻城略地,兵至餘姚,將周置放在竹亭的石碑、漢晉磚石悉數推倒,壘作灶台。太平軍退後,“石受薰灼,左側黔黑,而文字無恙”,周世熊認為“凡物隱顯成毀,固有定數。此碑倖免劫灰,先賢遺蹟,賴以不墜”,是天意所為,因而格外看重,精心收藏。

        1919年,從事古董收藏和交易的丹徒(今江蘇鎮江)人陳渭泉訪得《三老碑》,以3000大洋從周氏後人手裏購得後輾轉運至上海,待價而沽。1921年,日本商人慾以重金收購,浙籍古董商人毛經疇將消息轉告任上海知事的紹興人沈寶昌,沈又告之海寧人、兩任上海海關監督官姚煜。他們“不忍古物之淪亡”,為力阻該碑漂洋過海,流失異域,立即通報西泠印社丁輔之。

        醵資共贖築室永存

        丁輔之趕赴上海,與社長吳昌碩緊急商議,莫不以為與其“一人守之,不若與眾人共守之”,於是廣聯同鄉,佈告同仁:“此吾鄉邦文獻所繫,詎可棄諸禹域之外。”籲請協力“醵金(集資)贖之”,“大雅宏達,共成斯舉”。

        浙人聞風響應,名流慷慨解囊,吳昌碩、倪墨耕、何詩孫、陸廉夫、王一亭、商笙伯、高邕之、丁輔之、王福庵、吳石潛、葉為銘等印社同仁各捐獻書畫印譜10件、古畫30件,舉行義賣。不到一月,65人共集資11270元,浙江督軍盧永祥、湖州首富張鈞衡各捐2000元。其中,8000元向陳渭泉贖碑,3270元后用於築室庋藏。

        1922年7月,三老碑運至杭州後,“擇西湖孤山之陽,西泠印社隙地”,建造“三老石室”,連同社藏北魏、元至明墓誌石刻,及摹刻宋拓先秦石鼓10枚,一併永久保存。吳昌碩特撰《漢三老石室記》,志述其事,著詩以贊:“三老神碑去復還,長教靈氣壯湖山。漫言片石無輕重,點點猶留漢土斑。”石室門牆上另題刻楹聯:“競傳炎漢一片石,永共明湖萬斯年。”

        《三老碑》入藏西泠印社,為印學研究保存了實物依據,成為名符其實的“鎮社之寶”,見證了印社先賢大師為保護祖國文物,凝聚社會力量護寶、藏寶、展寶的文化義舉,彰顯了浙籍有識之士的愛國情懷、民族風骨和崇高品德,更是西泠精神的生動寫照。

        由篆入隸兩浙第一

        《三老碑》不同於廟堂鉅製、官家刻石,書體介於篆隸之間,由篆入隸,波磔起伏,隱然若現,頗具篆隸嬗變之際的古隸風貌,只是字形體勢尚無成熟隸體扁方規正的固態,可謂漢隸成熟的雛形。其結體寬舒不拘,章法錯落有致,書風醇古樸茂,刻劃雄渾遒勁,盡顯率意自由、野逸拙趣、古樸天真的活潑和靈動,在東漢數百通碑刻中,不失為特色鮮明、個性突出的上乘之作。

        東漢時期,中原大地刻碑成風,石刻碑銘在黃河流域層出不窮。但是,在非文化核心區的東南浙地,出土東漢初期的石刻精品《三老碑》,實屬罕見,對於研究我國古代官制、石刻家譜、書法沿革,有着極為重要的研究價值。因此,一經發現,備受世人矚目,海內金石家視若鴻寶,名家學者紛紛題跋作記。

        清李葆恂在《三邕翠墨簃題跋》中評價道:“此刻書勢屈蟠生動,於諸漢隸中最有筆法可尋。”康有為在《廣藝舟雙楫》中指出“由篆變隸”“筆法已有漢隸體”。何紹基贊之為“東漢第一碑”。達受(1791-1858,俗姓姚,名達受,字六舟,號南屏退叟,雅好金石書畫,道光年間曾主杭州南屏山淨慈寺)譽之為“兩浙第一碑”。

        《三老碑》初拓字畫肥厚,因石面不平,石花斑駁可見;晚拓則因石面磨平,字畫變得纖弱。上海圖書館收藏的“達受跋本”,堪稱最佳初拓本之一。其上端有咸豐六年(1856)二月達受為守六禪師的題名並跋,另有咸豐六年至十一年間(1856-1861)汪士驤題跋,咸豐十一年(1861)沈曾植觀款,同治五年(1866)吳廷康題識、褚德彝題簽並記等,分別鈐有“餘姚客星山周清泉印”“達受之印”“六舟”“曼陀羅室”“守六”“禪勤之印”“雲史”“汪士驤”“湖山史隱”“康父”等印。

        責任編輯:靜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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